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五四时期“自我”的提倡及创作实绩使其成为散文创作的辉煌时期，新时期之后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散文创作，几乎成为一种“时代的文体”[1]，远离宏大的民族家国意识，使得散文单向度地走向了个体生活领域的“私人化写作”，将“私人”理解为精神上的“自我”，成为当时颇有决裂姿态的散文写作。而中国散文传统较为重视个人情感表达与社会性的统一，历史的厚重再加上寓情于景等传统写法，历史散文雄浑带有明显的自我特征，一时蔚然成风。散文作为书写历史的新维度，使得历史显现出极度的自我个体情感的真实性，与此同时，散文也因此有了厚重与深远的一面。
一、理念的坚守与迷失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散文创作出现了“个人化”“私人化”书写的浪潮，极致化的自我表现蔚然成风，此时历史散文的出现，返归了“言志”与“言道”的融合，由个人之情感抒发社会、时代及传统的某种诉求，“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2]，审视历史的本身也就必然包含着自我审视。这种对历史的呼唤，也参与了对政治与生活的建构，必然承接了对英雄气节的弘扬、修身齐家的倡导、治国安民的呼唤，儒家的文统与道统得以充分的融合和显现。如余秋雨的《一个王朝的背影》等作品一经问世备受关注，是因为其契合了当时中华民族复兴等文化心理。类似作品一时多如牛毛，质疑其“伪”的声音也愈强烈。之所以会如此，乃因载道与为文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相悖状态。
中国散文历来重视抒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维”，言情与言志很多时候交融在一起，既是个人的真性情，也包含着社会民族的集体诉求，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或辉煌或衰败的历史的面前，散文既通向与古代时空的对话，更与当下的脉搏相连。历史散文中的“自我”应该是基于现代人类文明的高度对历史进行的个人化的解读。也因为散文这一文体的特殊性，创作者的价值观不必非得如其他历史文学那样，它对所谓的客观真实及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更为宽松，但却必须依靠真诚的自我情感来选择历史的片段作为审美对象进行书写，而历史精神品质的最高境界莫过于黑格尔称之为的“高远的旨趣”，即带有普遍性、超越性和永恒性的人类共同的品质，作为一种精神食粮，最终是将人性引向真善美，即便其中包含了对假恶丑的书写，一言蔽之，历史文学体现出的价值观问题，最终还是消费时代下创作主体理念坚守的问题。
一方面是主体精神的缺失。作家主体本身的精神素质对文学创作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古人曾云：“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创作主体决定了作品的精神价值层次的高低。但创作者会迷失在某些历史价值的包围中，未能及时将自身抽离到更为高远的境界，也就难以支撑起应有的哲理思考，如“多数历史文化大散文，都还落到了整体主义和社会公论的旧话语制度中，它无非是专注于王朝、权力、知识分子、气节、人格、忠诚与反抗，悲情与沧桑之类，并无多少新鲜的发现”[3]，散文抒情独属于审美主体，是情感浸润历史后的产物，要能够从大历史的已有定论中读取出自我的情感，文学创作也并非是单纯的追求一种所谓新的价值论断，之所以指出此点是因为散文的背后站着一个人，它是真性情的文学，是能够显示出创作者个体特征的，绝非是千篇一律的重复。虽然个体的情感必定含有时代、社会规定了的“情”与“意”。但这种情感应该是内化了的，然后再以个人的方式展示出来，决不能成为与集体声音无差异的个体。当然，对历史的新理解也是要站在现代精神前沿作出的价值判断，绝非简单的进行翻案式的写作，不是由于某个史料细节的发现而将好与坏颠倒，更不是发现历史小道理小智慧后的沾沾自喜，而是站在人类精神文明的新高度上对过往进行哲学层面的反思。
另一方面是趣味的低俗化。九十年代社会思想的多元带来了价值观念与道德判断等的多样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放松也使得个人话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再加上新历史主义思潮为了解构原有宏大叙事，便选择了具有颠覆性曾被遮蔽的历史阴暗面，个体的欲望，尤其是负面的那一部分，成为历史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一点。这种书写虽然突破了以往写作的禁区，将以往被宏大语言遮蔽的文化精神彰显了出来，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此类书写事实上只具有颠覆却不具有建构的功能，原有意义世界轰然坍塌之后，剩下的只能是无限的迷惘。同时，这一策略刚好与消费文化市场相呼应，“新锐作家关注的是民族文化中的阴谋、凶杀、死亡、性爱、丑陋等历史碎片和泡沫，并把这一切幻化成历史的全部；大众化写作感兴趣的是历史的娱乐消费及其带来的票房价值，为此不惜将历史平面化甚至故意涂鸦化了……使历史文学创作在外观形态上是多样了，但其内在的精神质地却相当贫乏”[4]，虽说是出于批判的目的，但仍有津津乐道的细节展示暴露出另外的精神取向，对阅读者的世界观与价值观造成负面的影响。作为文学的写作，即便是具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解构目的，也不能超出基本历史事实，及“有益无害”于社会这个基本的阿基米德点，更不能将人导入历史误区，进而产生偏见，渲染历史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如违反人性与道德的封建精神糟粕，要力图站在时代高度，用客观理性的视角对历史作出判断后的文化审视与创作。
而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历史散文写作语言的通俗化，甚至是粗俗化等时有发生，审美趣味也因取悦大众而更加走向趣味主义，又一次呈现了混乱、破界的场景。理念上的突破无疑是对创作者有着较高的要求，即便是自我立言与文以载道曾有或相悖或统一的向度，历史散文创作中更多的是以历史之酒浇自己之块垒，完成整体的一致性，呈现出作家与众不同的风格，追求文化诗性。与此同时，历史散文凸显出的问题，与历史文学一样，“一方面显示出创作者对生命个体竭尽心机为自我价值负责的人生态度的尊重，它相对于集体本位、个体生命价值被漠视的时代，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从人生终极价值角度来看，它恰恰是中国文化转型期价值失范的时代环境中欲望至上、功利至上的时代病态所导致的一种创作迷误”[5]，历史，给散文带来新的挑战和契机，亦有“美”的追求，立意深远，文字凝练。创作者如何拥有一种站在时代精神前沿、既有宏观又具有个体性的历史精神是解决这一现状的最佳途径。
二、审美的探索与困顿
文体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散文创作中讨论最为热烈的话题，突围、跨界、融合等尝试带来了多种可能性，也将散文原本模糊的边界更加宽泛。而历史的融入，给散文增添了一份厚重的气息，“史”与“诗”以新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厚重与轻灵彼此交融。而新世纪之后，虽然创作者的人数及作品数量猛增，但“易写难工”使优秀作品难得一见，散文遭遇到发展的瓶颈期。
首先，“史”与“诗”作为历史散文的两面，创作者应给予同等的重视，在艺术审美的过程中给予思想显现。但历史文学中普遍存在的重“史”轻“文”的现象，在历史散文创作中也相当普遍，讲述历史，必然注重故事情节，这固然与历史中包含着的故事趣味性有关及受“以史为鉴”的观念的影响，但历史的文学化写作是需要一定的转化与提升在其中的，文学写作绝不是用个人感觉来通俗演绎历史故事情节，而是存在着由“史”转化为“诗”的问题，散文更强调个人情感的抒发。在尊重历史基本判断的前提下，艺术性才是文学最为宝贵的，体现创作者个性的审美特色才是衡量作品价值的标准。
其次，许多优秀的创作者进行了有效艺术探索，从借鉴其他文体的特点，到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历史散文也呈现出各类异质因子的杂糅。但在肯定其他文体对散文的渗入所带来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必须对这种杂糅保持一定的警惕性，要保持散文自身的特色。“综合写作”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使散文突破了原有禁锢获得了生机，但也有可能将散文引向过度的随意，“文无定法”也是有其底线存在的，不能成为文字随意性的借口与托词，它是由自我情感生发出来的文学创作，绝非简单的文字拼贴物的收纳盒。
再次，散文的结构与语言都存在过于随意、散漫的现象。苏东坡曾用水的隐喻来说明散文的自由：“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文说》），这是高水平的文随心走，到达了结构安排的最高境界，看似无技巧却精致完满，绝不是无控制性质的随意所欲。语言也亦如此，散文要面对一个优雅的语言世界，豪放不等于粗糙，感情的强烈不等于夸饰，与情感相适度的语句选择与结构安排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散文创作的模式化问题。历史散文突破了原有的文体界限，开始了新的探索同时，新的形式也会造成对文体新的统治，最终形成新的禁锢与僵化。从最初余秋雨的长篇大论的体式、回望历史的观点、内心冲突的摹写、自然与人文结合后的文化分析及煽情的叙述语言等，到后来的一味追求现代诗性语言及象征，就创作者而言，也是应该避免的，“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王国维《人间词话》），这也就决定了不断探索的必要性，也正是在此基础上，要对任何文体的尝试抱有一定的宽容性，只有在多元的碰撞之下才能找到更适合散文的发展之路。
无论是从历史或散文的角度，还是从思想或审美的层面来寻求当前历史散文创作的突围之路，创作者的素养是最终的决定力量。创作者要“胸中有丘壑，下笔如有神”，一方面是指理性认知上对审美对象有着清醒理性的价值判断，又有着感性上的自我选择，同时也要有非凡的散文化表达的能力，将其转化为文学性的艺术审美对象。运用人、物主客观统一的哲学审思方式，走入历史空间，唤起曾被湮没的历史故事，感慨其精神，传达出与古人对接的生命体验和感悟。同时，历史散文的创作更可以“提升当代作家内心深处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6]。真正做到创作者学识与才情的融合与发挥，既有对历史独到的认识与开掘，又是高度诗意化的艺术结晶。随着时代的前行和创作者素质的提升，我们有理由期待历史散文呈现出新的探索空间和未来景观。
[1]陈剑晖.散文的现代性与文体的变革[J].美文，2019（6）：67.
[2]佘树森编.现代作家谈散文[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250.
[3]谢有顺.此时的事物[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30.
[4]吴秀明.历史文学底线原则与创作境界刍议[J].文学评论，2004（03）：21.
[5]刘起林.关于重审历史文学价值内核的问题及其思考[J].理论与创作，2004（01）：20.
[6]陈剑晖.文化传统的借鉴与当代文学的振兴[J].中国社会科学，2017（11）：166.
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五四时期“自我”的提倡及创作实绩使其成为散文创作的辉煌时期，新时期之后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散文创作，几乎成为一种“时代的文体”[1]，远离宏大的民族家国意识，使得散文单向度地走向了个体生活领域的“私人化写作”，将“私人”理解为精神上的“自我”，成为当时颇有决裂姿态的散文写作。而中国散文传统较为重视个人情感表达与社会性的统一，历史的厚重再加上寓情于景等传统写法，历史散文雄浑带有明显的自我特征，一时蔚然成风。散文作为书写历史的新维度，使得历史显现出极度的自我个体情感的真实性，与此同时，散文也因此有了厚重与深远的一面。一、理念的坚守与迷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散文创作出现了“个人化”“私人化”书写的浪潮，极致化的自我表现蔚然成风，此时历史散文的出现，返归了“言志”与“言道”的融合，由个人之情感抒发社会、时代及传统的某种诉求，“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2]，审视历史的本身也就必然包含着自我审视。这种对历史的呼唤，也参与了对政治与生活的建构，必然承接了对英雄气节的弘扬、修身齐家的倡导、治国安民的呼唤，儒家的文统与道统得以充分的融合和显现。如余秋雨的《一个王朝的背影》等作品一经问世备受关注，是因为其契合了当时中华民族复兴等文化心理。类似作品一时多如牛毛，质疑其“伪”的声音也愈强烈。之所以会如此，乃因载道与为文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相悖状态。中国散文历来重视抒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维”，言情与言志很多时候交融在一起，既是个人的真性情，也包含着社会民族的集体诉求，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或辉煌或衰败的历史的面前，散文既通向与古代时空的对话，更与当下的脉搏相连。历史散文中的“自我”应该是基于现代人类文明的高度对历史进行的个人化的解读。也因为散文这一文体的特殊性，创作者的价值观不必非得如其他历史文学那样，它对所谓的客观真实及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更为宽松，但却必须依靠真诚的自我情感来选择历史的片段作为审美对象进行书写，而历史精神品质的最高境界莫过于黑格尔称之为的“高远的旨趣”，即带有普遍性、超越性和永恒性的人类共同的品质，作为一种精神食粮，最终是将人性引向真善美，即便其中包含了对假恶丑的书写，一言蔽之，历史文学体现出的价值观问题，最终还是消费时代下创作主体理念坚守的问题。一方面是主体精神的缺失。作家主体本身的精神素质对文学创作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古人曾云：“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创作主体决定了作品的精神价值层次的高低。但创作者会迷失在某些历史价值的包围中，未能及时将自身抽离到更为高远的境界，也就难以支撑起应有的哲理思考，如“多数历史文化大散文，都还落到了整体主义和社会公论的旧话语制度中，它无非是专注于王朝、权力、知识分子、气节、人格、忠诚与反抗，悲情与沧桑之类，并无多少新鲜的发现”[3]，散文抒情独属于审美主体，是情感浸润历史后的产物，要能够从大历史的已有定论中读取出自我的情感，文学创作也并非是单纯的追求一种所谓新的价值论断，之所以指出此点是因为散文的背后站着一个人，它是真性情的文学，是能够显示出创作者个体特征的，绝非是千篇一律的重复。虽然个体的情感必定含有时代、社会规定了的“情”与“意”。但这种情感应该是内化了的，然后再以个人的方式展示出来，决不能成为与集体声音无差异的个体。当然，对历史的新理解也是要站在现代精神前沿作出的价值判断，绝非简单的进行翻案式的写作，不是由于某个史料细节的发现而将好与坏颠倒，更不是发现历史小道理小智慧后的沾沾自喜，而是站在人类精神文明的新高度上对过往进行哲学层面的反思。另一方面是趣味的低俗化。九十年代社会思想的多元带来了价值观念与道德判断等的多样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放松也使得个人话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再加上新历史主义思潮为了解构原有宏大叙事，便选择了具有颠覆性曾被遮蔽的历史阴暗面，个体的欲望，尤其是负面的那一部分，成为历史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一点。这种书写虽然突破了以往写作的禁区，将以往被宏大语言遮蔽的文化精神彰显了出来，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此类书写事实上只具有颠覆却不具有建构的功能，原有意义世界轰然坍塌之后，剩下的只能是无限的迷惘。同时，这一策略刚好与消费文化市场相呼应，“新锐作家关注的是民族文化中的阴谋、凶杀、死亡、性爱、丑陋等历史碎片和泡沫，并把这一切幻化成历史的全部；大众化写作感兴趣的是历史的娱乐消费及其带来的票房价值，为此不惜将历史平面化甚至故意涂鸦化了……使历史文学创作在外观形态上是多样了，但其内在的精神质地却相当贫乏”[4]，虽说是出于批判的目的，但仍有津津乐道的细节展示暴露出另外的精神取向，对阅读者的世界观与价值观造成负面的影响。作为文学的写作，即便是具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解构目的，也不能超出基本历史事实，及“有益无害”于社会这个基本的阿基米德点，更不能将人导入历史误区，进而产生偏见，渲染历史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如违反人性与道德的封建精神糟粕，要力图站在时代高度，用客观理性的视角对历史作出判断后的文化审视与创作。而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历史散文写作语言的通俗化，甚至是粗俗化等时有发生，审美趣味也因取悦大众而更加走向趣味主义，又一次呈现了混乱、破界的场景。理念上的突破无疑是对创作者有着较高的要求，即便是自我立言与文以载道曾有或相悖或统一的向度，历史散文创作中更多的是以历史之酒浇自己之块垒，完成整体的一致性，呈现出作家与众不同的风格，追求文化诗性。与此同时，历史散文凸显出的问题，与历史文学一样，“一方面显示出创作者对生命个体竭尽心机为自我价值负责的人生态度的尊重，它相对于集体本位、个体生命价值被漠视的时代，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从人生终极价值角度来看，它恰恰是中国文化转型期价值失范的时代环境中欲望至上、功利至上的时代病态所导致的一种创作迷误”[5]，历史，给散文带来新的挑战和契机，亦有“美”的追求，立意深远，文字凝练。创作者如何拥有一种站在时代精神前沿、既有宏观又具有个体性的历史精神是解决这一现状的最佳途径。二、审美的探索与困顿文体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散文创作中讨论最为热烈的话题，突围、跨界、融合等尝试带来了多种可能性，也将散文原本模糊的边界更加宽泛。而历史的融入，给散文增添了一份厚重的气息，“史”与“诗”以新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厚重与轻灵彼此交融。而新世纪之后，虽然创作者的人数及作品数量猛增，但“易写难工”使优秀作品难得一见，散文遭遇到发展的瓶颈期。首先，“史”与“诗”作为历史散文的两面，创作者应给予同等的重视，在艺术审美的过程中给予思想显现。但历史文学中普遍存在的重“史”轻“文”的现象，在历史散文创作中也相当普遍，讲述历史，必然注重故事情节，这固然与历史中包含着的故事趣味性有关及受“以史为鉴”的观念的影响，但历史的文学化写作是需要一定的转化与提升在其中的，文学写作绝不是用个人感觉来通俗演绎历史故事情节，而是存在着由“史”转化为“诗”的问题，散文更强调个人情感的抒发。在尊重历史基本判断的前提下，艺术性才是文学最为宝贵的，体现创作者个性的审美特色才是衡量作品价值的标准。其次，许多优秀的创作者进行了有效艺术探索，从借鉴其他文体的特点，到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历史散文也呈现出各类异质因子的杂糅。但在肯定其他文体对散文的渗入所带来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必须对这种杂糅保持一定的警惕性，要保持散文自身的特色。“综合写作”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使散文突破了原有禁锢获得了生机，但也有可能将散文引向过度的随意，“文无定法”也是有其底线存在的，不能成为文字随意性的借口与托词，它是由自我情感生发出来的文学创作，绝非简单的文字拼贴物的收纳盒。再次，散文的结构与语言都存在过于随意、散漫的现象。苏东坡曾用水的隐喻来说明散文的自由：“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文说》），这是高水平的文随心走，到达了结构安排的最高境界，看似无技巧却精致完满，绝不是无控制性质的随意所欲。语言也亦如此，散文要面对一个优雅的语言世界，豪放不等于粗糙，感情的强烈不等于夸饰，与情感相适度的语句选择与结构安排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散文创作的模式化问题。历史散文突破了原有的文体界限，开始了新的探索同时，新的形式也会造成对文体新的统治，最终形成新的禁锢与僵化。从最初余秋雨的长篇大论的体式、回望历史的观点、内心冲突的摹写、自然与人文结合后的文化分析及煽情的叙述语言等，到后来的一味追求现代诗性语言及象征，就创作者而言，也是应该避免的，“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王国维《人间词话》），这也就决定了不断探索的必要性，也正是在此基础上，要对任何文体的尝试抱有一定的宽容性，只有在多元的碰撞之下才能找到更适合散文的发展之路。无论是从历史或散文的角度，还是从思想或审美的层面来寻求当前历史散文创作的突围之路，创作者的素养是最终的决定力量。创作者要“胸中有丘壑，下笔如有神”，一方面是指理性认知上对审美对象有着清醒理性的价值判断，又有着感性上的自我选择，同时也要有非凡的散文化表达的能力，将其转化为文学性的艺术审美对象。运用人、物主客观统一的哲学审思方式，走入历史空间，唤起曾被湮没的历史故事，感慨其精神，传达出与古人对接的生命体验和感悟。同时，历史散文的创作更可以“提升当代作家内心深处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6]。真正做到创作者学识与才情的融合与发挥，既有对历史独到的认识与开掘，又是高度诗意化的艺术结晶。随着时代的前行和创作者素质的提升，我们有理由期待历史散文呈现出新的探索空间和未来景观。参考文献[1]陈剑晖.散文的现代性与文体的变革[J].美文，2019（6）：67.[2]佘树森编.现代作家谈散文[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250.[3]谢有顺.此时的事物[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30.[4]吴秀明.历史文学底线原则与创作境界刍议[J].文学评论，2004（03）：21.[5]刘起林.关于重审历史文学价值内核的问题及其思考[J].理论与创作，2004（01）：20.[6]陈剑晖.文化传统的借鉴与当代文学的振兴[J].中国社会科学，2017（11）：166.
文章来源：艺术探索 网址: http://ysts.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79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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